CPPR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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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R Repository (Chinese version only)

2024年11月

人們如何理解怎樣才是良好公民,是研究公民價值觀的重要問題。在2020及2024年的全港電話問卷調查(註),研究者列舉六項公民實踐,問香港市民分別覺得有多重要。

 

該六項公民實踐包括遵守法律、舉報罪案、配合政府政策、幫助生活比自己差的人、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會改革。在理論層面,前三者屬於「責任式公民」(dutiful citizenship);後三者屬於「參與式公民」(engaged citizenship)。

 

主要觀察如下:

 

1. 在2020和2024年,都有最多受訪市民認為遵守法律是「重要」或「非常重要」;同樣在這兩年,配合政府政策都是最少市民認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項目。

 

2. 在2020年,僅次於遵守法律,舉報罪案、幫助生活比自己差的人、促進社會改革,都有超過七成市民認為是「重要」或「非常重要」。

 

3. 在2020至2024年,「責任式公民」的三項公民實踐都稍為多了市民認為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相反,認為「參與式公民」在市民眼中的重要性則明顯下跌。

 

註:2020年8月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受訪人數817人,回應率38%;2024年5至7月的受訪人數1002人,回應率38%。

 

本報告的數據分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SR2020.B12.002、UGC/FDS14/H03/23、UGC/FDS14/H15/23)

2022年8月

香港作為全世界其中一個樓價最昂貴的地方,房屋除了居住之外,其投資價格也不容輕視。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學者,以1998年為基礎進行統計,比較恒生指數、樓價(註)和本地生產總值自1998年起的趨勢。有幾點值得留意:
 
1. 1998至2003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停滯,樓價則顯著下跌了接近一半。換句話說,從整體生產力來看,該時段的樓價屬比較可負擔的水平。
 
2. 往後,隨著政府一系列支持樓市的措施漸見成效,樓價明顯回升,至2008年左右,回復到1998年的水平。之後,因為各地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及超低息環境,樓價一直飆升,2011年超過了本地生產總值的升幅,至2015年左右追回恒生指數的升幅差距。
 
3. 自2015年,恒生指數與樓價的升跌趨勢呈現關聯性(correlation),有相近的升降模式。某程度上,這反映出把房地產視為投資品的資金,已經足以左右樓價升跌。至於2019年開始,樓價增長趨勢超越了恒指,部分原因可能來自兩者買賣流動性的差異。
 
註:樓價增長趨勢的參考數據來自差餉物業估價署〈私人住宅 ─ 較受歡迎屋苑的售價指數〉

2022年3月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婦女委員會於2019年委託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進行意見調查,受訪對象為工商界女性管理層,以了解她們在社會、職場及家庭中的角色的看法。
 
調查收到在221個有效回應,當中17%受訪者認為現今香港工作環境存在「頗嚴重」或「十分嚴重」的性別歧視;在自己身處的工作環境,相關數字則為8%。
 
若把受訪者分為「35歲或以下」及「35歲以上」兩個年齡組別對照,可以看到,在各個量度指標,都一致地有比較多年輕女性管理階層,感受到女性在職場的劣勢。兩組人的分歧,在生兒育女事宜上更加明顯。近六成較年輕的受訪者認為「生兒育女令女性難以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比35歲以上的受訪者多17.9%。
 
我們當然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較年長的女性管理階層,經過了歷練冒出頭來,可能會更認同巾幗不讓鬚眉,因此較少人感受到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到底這個結果反映出來是結構上,現時年輕女性在職場面對較大劣勢;還是多數人在事業路途中,年輕、事業尚在起步階段的女性,自然會較強烈地感到職場不平等,尚待進一步探討。

2022年1月

 

新冠疫情兩年,世界各地經濟活動受到各種衝擊,也為市民生計帶來不穩定。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學者分別於2020年及2021年進行全港問卷調查(樣本數目分別是1,574和1,066),當中問有全職工作的市民「在目前經濟狀況下,你現在的工作有幾穩定」、「面對未來的經濟狀況,你擔唔擔心自己會失去工作或收入大幅下降」。結果顯示:

 

(1) 比較2020年,2021年多了高中或專上學歷的市民,認為自己的工作「穩定」或「十分穩定」。這反映出,他們所屬的工作範疇或者已經適應了疫情下的工作安排,因此多了人認為自己的工作穩定。然而,低學歷的在職人士當中,未見多了人認為自己的工作穩定,反而輕微下降。

 

(2) 比較兩年,所有學歷的市民,都少了人擔心自己將來會失去工作或收入大幅下降。不過,低學歷的市民相對沒有那樣樂觀。

 

整體上,經過了一年多,很多行業已經適應了怎樣在疫情下維持經濟活動,因此很多市民並不如2020年的時候那麼焦慮。不過,不少低學歷人士從事的基層或前線工作,可能因為往往首當其衝受到各種防疫措施影響,故他們仍然感到擔憂。事實上,近六成低學歷在職市民擔心自己會失去工作或收入大幅下降,本身也是值得關注。

 

另外,兩個問卷調查分別於2020年5至6月,及2021年11至12月進行。進行第一輪調查的時候,社會還未了解疫情狀況,也沒有疫苗。到進行第二輪調查的時候,疫情比較緩和,omicron未在港爆發,這個背景也許容易令一些市民感到樂觀。

 

註:本報告的數據分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SR2020.B12.002、UGC/FDS14/H07/20)

2021年12月

很久以前,人們常說香港機會處處,是一個可以憑個人努力獲得成功的地方。直到大概十年前,社會開始討論產業單一、政策傾斜等問題,導致市民難以向上流動。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及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分別在2012、2016、2020年進行全港抽樣調查,當中問到香港市民有多同意以下三句子:「在香港,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香港社會,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香港社會有很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調查發現:
 
(1) 整體上,香港市民愈來愈不認同,香港還是一個有公平上流機會,每個人可以憑個人努力和能力獲得成功的地方。三項數據都在2020年達到新低。
 
(2) 2020年,儘管只有五分一至四分一市民同意香港「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和「有很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仍有近半市民認為個人努力和能力是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註:本報告部分數據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資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SR2020.B12.002)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及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分別在2012、2016、2020年進行全港抽樣調查,就香港社會是否有足夠向上流動的機會,問受訪者有多認同以下三句子:「在香港,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香港社會,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香港社會有很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在上一則報告,結果顯示,認同這三句子的市民百分比都在2020年錄得新低。如果以年齡層劃分,有幾點觀察:
 
(1) 不論所有年齡層,2012至2020年都少了人同意該三句子。
 
(2) 在2016及2020年,年輕人同意這三句子的百分比,都是所有年齡層最低。
 
(3) 就「在香港,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一題,三個年齡層之間的代際分歧愈來愈明顯。
 
(4) 比較18至29歲及30至49歲兩組受訪者,2016年時候,他們在三條題目的看法都有頗大分歧,但到了2020年,分歧明顯收窄。
 
就年輕人愈來愈不相信個人努力、平等機會和向上流動,社會有說法認為,這可能是構成「躺平文化」的背景因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三者的下降趨勢在所有年齡層都有出現,不必太過聚焦年輕人。
 
第二,不相信個人努力、平等機會和向上流動的結果,固然有機會是「躺平」。也有可能是其他結果:人們不再相信憑個人努力「揼石仔」可以獲得公平回報,轉向尋求「走捷徑」的方法,例如投機炒賣、攀附人際網絡等方式獲得短期回報,這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研究方向。
 
註1:本報告部分數據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資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SR2020.B12.002)
註2:圖中標示不清楚的數字分別是41.2(表二)、28.8(表三)

2021年11月

 
雖然香港樓價昂貴,但是對不少香港人來說,買樓仍然是投資首選,甚至是人生規劃的重要部份。不過,這個觀念也許正在轉變。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了關於「香港市民對置業、投資及社會事務看法」的問卷調查(樣本數目817),結果顯示:
 
(1)在香港18至29歲的年輕人當中,大概一半有打算於未來十年內置業,比其他年齡層高。
 
(2)問卷列出四項與買樓相關的價值觀,問受訪者分別有多同意,包括「買樓最保值」、「買樓是改善生活的首要條件」、「靠自己儲到首期買樓的人比較可靠」、「值得為盡快置業而暫時放棄個人理想」,而年輕人都一致地比其他年齡層的人,更不同意上述價值觀。
 
比較多年輕人打算於未來十年內買樓是容易理解的,始終無論是組織家庭,還是獨立生活,都有人傾向「買好過租」。但是,以往那一套圍繞著置業而建立的價值觀,以及計劃人生的方向,對年輕人來說,似乎已經不合時宜。
 
過去十幾年,在全球量化寬鬆的背景下,資產價格持續上漲,投資成為了財富增長的重要途徑,甚至有人認為,如果不懂得投資,無論怎樣努力工作,收入增幅都難以追上資產價格上漲的幅度,也難以改善生活。
 
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了關於「香港市民對置業、投資及社會事務看法」的問卷調查(樣本數目817)。當中有兩題關於市民對投資的看法,分別是「在香港,懂得投資的人比較容易向上流動」、「在香港,很難不投資而只靠工作改善生活」,結果顯示:
 
(1) 學歷比較高的市民整體上比較同意投資對向上流動和改善生活的重要性。
 
(2) 年輕人比較同意投資對向上流動和改善生活的重要性,而這個情況在學歷較低的市民身上更加明顯。
 
雖然這個調查沒有量度受訪者的理財素養(financial literacy),但我們可以假定學歷較高的市民,對投資認知比較豐富,也更覺得投資重要。因此,在比較高學歷的市民當中,年齡因素對投資看法的影響比較小。
 
在比較低學歷的市民當中,年輕人一致地更覺得投資重要。就「在香港,懂得投資的人比較容易向上流動」一題,大專以下認同這句子的年輕人,甚至比大專或以上的年輕人略多。他們對投資的看法,除了在於投資本身的重要性之外,或者也反映出他們對於努力工作是否足以向上流動的想法存有疑問。
 
上文提及在全球量化寬鬆的背景下,香港年輕人普遍認同投資對向上流動和改善生活的重要性,但對他們來說,投資是一種怎樣的理財實踐?在「香港市民對置業、投資及社會事務看法」的問卷調查,受訪者被問到是否認同「投資跟賭博沒有分別」及「投資是賺快錢的一種途徑」,結果顯示:
 
(1)在所有年齡組別中,年輕人最不認同「投資跟賭博沒有分別」。
 
(2)同時,近半年輕人認同「投資是賺快錢的一種途徑」,數字比其他年齡組別高。
 
這個結果,跟「搵快錢」等於投機及賭博的傳統觀念,有明顯落差。這可能因為青年人年少氣盛,輕視了賺快錢背後的投機成分。如果從這個方向解釋,也同時可以理解為何這個傾向,在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身上比較弱。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現在不少年輕人自懂事以來,世界已經是全球量化寬鬆的時代。資產十多年來持續甚至急速升值,是他們認知的「常態」,這個或者也是構成了他們不認為「搵快錢」是投機或賭博的背景因素。